伞的故事

1990年秋初，因为即将面临高考体育加试，想在武术专项考试中能得些高分，带队老师通过他的关系托了熟人，让我和小严（已记不全他的名字了）去扬州拜师学艺去。

临行前，母亲借了两个很大的箱包，几乎一下午都在折腾着往里面塞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尽管我的性格一直很自立，但是因为高考的压力以及这三年她的辛苦，再加上自己的成绩一落再落，我也还是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她给我很繁琐的临行前收拾。母亲是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她和父亲里里外外的劳作，也没能扭转穷日子。因为两个儿子的学业，生计的维持已迫使他们欠下了很多的外债，但他们还是比较乐观，毕竟我哥已经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所有的人面前谈到哥哥的大学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开心。

母亲将生活用品和带去的食品分开放在这两个不同的包里，为了准备食品，她已经忙了一整天，中午还红烧了三条鲫鱼，现在都被她很小心地用塑料袋连碟子带鱼都包裹起来，很平稳地放置在包的底层。我就一直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她很细琐的动作以及门外无聊的风景。

一直到傍晚之前她才准备完毕，她提了提两个箱包，然后抬起头很歉意地向我微笑着说：“孩子，不轻啊！”

我说没事，她又说：“要么给你根扁担挑着去？省劲！”说完她就自已也觉得不太在理了，也许我宁可什么也不带，都不可能用扁担挑着这两个包出门。

也记不清后来是什么时候，她抬头看了看门外的天，再笑着对我说：“还是忘了件东西，包里没带把伞。”我一听就有些无名火了，外面的天气好得很，加上两个鼓鼓的包已经实在没有办法再塞进一样东西了，我坚决地不让，她也只有罢了手。

第二天一大早，她骑着三轮车，把我送到了车站，一直看着我和小严上了车，才匆匆忙忙地回去了。

也许是老天给我开了个玩笑，到扬州的第二天就下雨了。由于住的便宜的旅馆比较偏僻，附近又没有什么商店，使得我和小严的外出很困难，几次试图冒着雨跑到体育馆去训练，但由于雨太大，距离又太远，最终不得不放弃，两人被困在旅馆空荡荡的房间里。

当两人所有的话都讲完了，无聊中只得到阳台上看看楼下打着伞的行人，咒骂着这恼人的鬼天气，然后仰倒在各自的床上，看着灰黄的天花板。成片的雨点匆匆地打在外面的物体上，发出毫无乐感的声响，空气也几乎凝固，寂静的房间里，俩人早已如落魄得没有一点生气，唯有四只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中无精打采地生活。

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困境才会有所发现，我很无聊地打开了母亲给我准备的一个箱包，来扬州我还没动过她给我带的包，一直放在旅馆的一张空床上。等我拿出几件衣服时，一个兰色的棒状物体跃入我的眼帘。我大叫一声：“小严，我们有伞啦！”随后的空间如音律般骤然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我们在旅馆的房间里叫啊喊啊跳啊蹦啊，至今都无法形容当时的那种喜悦那种激动。

母亲偷偷地给我们藏了一把伞，也是偷偷地藏给了我们一份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