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流浪的“国学大师”沈巍上了热搜，我没有过多地关注他的生平经历，倒是反复看了几遍他流浪后的生活状态。街头露宿、拾垃圾、捡食丢弃食物、买书、写字......每件事都让我感怀良久。触动如此之大，是因为我家中曾经也有过这样一名流浪汉。他不似沈巍心理生理都正常，他是一名真正的流浪汉——我的三伯。
三伯出生在上个世纪物资条件最贫瘠的年代。据奶奶讲，三伯是有个双胞胎兄弟的，但由于医疗水平、经济水平低下，同胞兄弟刚出生就夭折了。三伯有幸活下来，算是命大。命是保住了，可幼时患了小儿麻痹症没能得到医治，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大约就是神经系统方面的障碍，大家都说他“疯了”，叫他“呆三头”。
在我有记忆以后，却从未见过他“发疯”的样子。大多数时候可以正常交谈，偶尔痴痴颠颠，喜欢与人争执，胡言乱语中总要强调“我不呆”。说自己不呆，而那副模样却没办法帮他掩饰。印象中，他身上总是一股馊馊的味道，爱赤脚，一条肥大且脏的裤子用布绳子系着，只要天气一热就裸着上半身，头发没有留很长但也总会蓬着，全身晒得黝黑，走路步子极快。
村里的人胆大的有时会喊住他调侃两句，多数人都说“不要和他搭讪，呆三头会打人呢！”小时候我被他抱出去溜达，听到这样的话，总想证明“他是不打人的。”可是没等我说，他已经抱着我到别处了。
那是幼儿园及之前，我愿意被他带出去逛。不记得去过哪里，只要他抱着走，我从来都不会嫌弃有味道，不会觉得害怕。有一回，我们出去了大半天没回家，全家人急坏了。因为他走远了容易迷路，担心他弄丢了我也弄丢了自己。发动了好多人出去找，那时候没有电话、手机，连自行车都很少，靠步行和扯着嗓门喊。我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母亲说等他们精疲力尽回到家时，三伯都在添火烧锅了。至今也不知道我们那天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带我去了哪儿，只是说“你们愁什么啊，我带孩子又不傻。”再后来没多久，他又抱着我出去，但不留神把香烟灰落在了我肚子上，烫出了一块疤，爷爷就禁止他带我了。那以后，他就会捡些破玩意儿回来给我玩。
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每天在外面转，捡垃圾。原本在一个小作坊里帮忙，但也是逢高兴才会去。每天天黑后回到他的那张破床上，真正意义上的破，几根木头几个钉子搭成的，床脚是几块砖头垫的。现在看来那不算是床，恐怕桥下流浪汉的住所都比那个好。可在贫穷时代，所有人都过得辛苦，更何况一个“疯子”呢。
自从我上了小学，就不再愿意和他多接触了。小学是在村小里读的，孩子和老师都是来自周围的几个村子。大家对彼此的情况最了解不过了，再掰扯掰扯准能攀上亲戚。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呆三头”就是我的伯伯。如果只是知道还好，他偏偏在我上小学后变得爱跑去学校溜达了。每回他一出现，同学就会在教室里起哄“许海云，你的呆大大来啦，许海云，你的呆大大来啦！”我难堪、委屈地想哭，只能埋头当作看不到、听不到。他那时候成为了我上学时期的噩梦。他来学校并不会有人拦他，连进教室都不会被制止。可能老师们都以为他真的会发疯打人吧。进了教室，他通常会走到讲台上拿起书假装看两眼，这时候下面已经在哄堂大笑了，他还觉得不过瘾，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几个字绝对是他依葫芦画瓢写的，因为他根本不识字，可是出奇地好。印象特别深的是“中国”“的”，简直是印刷体版本。但绝大多数字是他把各种笔画乱拼凑的，很像是日文。竖着写上几排，还会拿教棒指指。教室里已经笑得闹得快炸开了，这时候老师从外面来很温和地劝他几句，说要上课了，下回再来写，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我舒一口气，终于结束了。回家把这些事告诉爷爷，爷爷训斥他几句，他也理直气壮地反驳“哪个不会写字？哪个不会上学啊？”但去学校的次数还是逐渐减少了。时不时拿着小木棍儿在门口的泥地上划着他在学校写的那几个字。好像他这辈子只会写那几个字。
会写了那几个字以后，他出去捡垃圾不再是破铜烂铁了，而是会捡一些废纸坏笔回来。每一张铺展整齐，摞好了放在他的破床上。实在没有的时候，会拿走我的本子和笔，写划一会儿再还回来。但他不知道哪里是我的作业，偶尔会在作业上画上几笔，这让我崩溃地大哭。爷爷就会把我的作业课本都收拾到他找不到的地方，从此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有一年，他照例出去转悠，但是这一出去好几个月没有回来。家人托人四处打听、寻找无果后，猜测他可能已经在外丧命了，甚至要收拾掉他的床铺。父亲一个月才能打回家一次电话，每次问询一遍后也只能是叹气。他的消失，好像并没有影响到谁的正常生活。仿佛一个疯子、傻子，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
“贫穷会让人们的亲情变得淡薄，即便是母女、父子，在贫穷生活的压力下，也会尽显自私的一面。人要活的善良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条件的，没有那些条件善良的天性就会渐渐便埋没。”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懂得的，也理解了那时候家人的反应。
但他出走几个月后，还是回来了。那天已入秋，我们都开始着衬衣了，他穿了件海军服T恤，头发胡子都很长，像张飞，拎了一个蛇皮袋，在门口的小路上出现。我一开始 不敢相信，然后跳着回去告诉爷爷奶奶。他们出来看，爷爷说“回来就好”，奶奶嘟囔“咋不死在外面呢。”到家后，他告诉我们，他这几个月是去了上海，蛇皮袋里是别人给他的苹果，带给我们的。奶奶把那些苹果挑挑拣拣，还有些完好的，削给了我吃我一尝，真的是甜，相信他一定是从上海带回来的了。
再后来，就是我出去上学了，和他的交集很少。听母亲说，他这些年也不喜欢出去转了，而是在附近的纱线厂里干活儿，一天有十到二十块钱，连刮风下雨都要去，从来不迟到的。我偶尔回家会遇见他，叫他一声“大大”，他应“回来啦”，也不再说什么就赶着去上工了。
每年底二伯父会替他到老板那里领工钱，顺便问问他的情况。老板说，他很卖力，说自己年纪大了要攒些钱养老呢。
他智力有障碍，因此有残疾证，无儿无女，也是五保户，其实政府每个月给他发放补助津贴的，但他一分不花。他爱吸烟，为了攒钱，烟也不大吸了。以前祖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只会添火烧锅，现在也自己做饭了。尽管那饭菜谈不上可口，甚至连干净卫生都没有。母亲和二伯母经常送饭给他，或喊到家里来吃，他都说，已经煮了。
自从我结婚后，见到他的机会更是少了。记得出嫁那天他在人堆里鼓掌，还特地穿了身干净的衣服。那以后，他仿佛就只是个名字存在在我的记忆里。再引起我的注意，是2016年，他又一次走丢了。那天他随二伯去拍身份证照，二伯临时有事就让他自己走回去。原本那路也不远，可就是迷路了。一出走就是两个月，利用了各种媒介方式，没有音信。我挺着大肚子，开着车去别人说好像看见了的地方来回找。多次无果后，已经想借助迷信方法。偶然，兄长在头条新闻上，看到靖江救助站的消息，附上的照片就是三伯。那次接回家后，他除了家就是纱线厂，哪里也不去了。我们问他是不是一路上饿怕了，他说“我老了，走不动了”。
是的，他老了，牙齿脱落地差不多了，脸瘪下去一大块，头上没有什么头发也不再蓬着了。身子在衣服里越发晃荡，连外套也得用布绳子系着。从前大家都说他最经老，这么多年邋里邋遢、不干不净也不生病，现在是真的老了。三伯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和许多“疯子”“傻子”相同又不同的一辈子。
我写过不少人：亲人、老师、学生、名人......这是第一次提及我的“呆大大”，他也是人生第一次被编撰成文字，可惜他不识字不懂得这些。但没关系，我只期盼他健康、长寿，好好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