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镜中日益苍老的面庞和日渐稀少的头发，我总忍不住感叹岁月无情，青春不再。依稀还记得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台下几十张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情形，一眨眼，已有整整三十六年了。这些年学生迎来一批，又送走一批，面孔不停变换，但有一样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我对工作的责任心，对学生的爱。
我很小的时候就患有胆脂瘤型中耳炎，1973年在泰州人民医院手术治疗，但由于当时手术水平的限制未能根治，手术后不久就复发了，从此之后便落下病根，左耳完全失聪，并残留着大量的炎症。06年病情加重，头昏、耳痛、耳鸣、流脓等现象严重困扰着我。尽管如此，当学校因为师资短缺需要我任教两个毕业班物理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为了不辜负学生期待的目光，我常带病给学生上课。课堂上疼得汗流满面，浑身颤抖，甚至在黑板上板书都无法进行。学生看见我如此痛苦，都十分心疼，班长和科代表总是主动提出要帮我板书，不少孩子甚至劝我坐着讲课，但我仍然坚持站着讲课，一丝不苟地亲自板书。大概被我的这种执著所感化，原本喜欢调皮捣蛋，让老师头疼的杨扣、程文等同学变得懂事了，上课竟然坐得端端正正，还时不时要求老师休息一下再讲，回答问题也踊跃了许多。就这样咬着牙坚持了三个多月后，在06年12月底，病情进一步恶化，左耳经常流血不止，好几次都被学生搀扶着离开课堂。无奈之下，只好请假到上海去检查，医生建议我立即手术，否则炎症进一步在脑部蔓延，会危及生命。为了尽快以良好的身体状态投入到教学中去，我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手术。手术过程长达六个小时，当我从全麻状态中醒过来时，最大的感觉就是头痛欲裂，耳朵就象被烫伤了一样，火燎火燎地痛。主治医师告诉我，由于中耳炎拖得太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手术的结果并不象预期的那样乐观，为保证治疗效果，至少需要休息六个月的时间。我一听就蒙了：六个月的时间！对于那100多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啊，那么多的教学任务等待我去完成，学期初就组织的物理互助小组也需要督促和指导，还有平常喜欢问问题的几个学生也等着我为他们答疑解惑……一想到这些，我心急如焚，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误学生。在责任心的驱使之下，我只休息了一个多月就投入到繁重的教学工作中了。学生们看到我拖着病体来上课，都十分地感动，学习劲头也更足了。那些日子，我缠着带有血迹的纱布兢兢业业给学生上课的情景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因为做手术使两个班的教学进度落后了，但由于师生齐心协力，奋起直追，07年中考我任教的两个班仍然保持了全市前列的好成绩。
由于术后休息不足，后遗症频繁作怪，头痛、眼花可谓家常便饭，更糟糕的是：由于身体素质下降及精神压力过大，先后被诊断出严重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胃肠道疾患。每逢天气变化病情尤其严重。2011年十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站在课堂上上课，突然，胃部一阵痉挛，伴随着强烈的痛感，紧接着一口接一口的鲜血从口中吐出，学生们惊呆了，校长和班主任闻讯赶来，看到满地的鲜血也吓了一大跳，立即派人把我送到医院进行诊治，几个学生主动要求在途中照顾我，看着我苍白的面颊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学生们眼里噙着泪花，默默地拿出纸巾，替我擦拭嘴角的鲜血。到了医院后，经过一系列的检查，诊断为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急性出血，需要长期的休息和治疗。可是学校物理教师紧缺，无人代课（教物理的王寿喜副主席内退，张永山副校长调至成教）。我再次的放弃休息，边服药、边上班。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我经常晚上去医院挂水。并以优异的教学业绩坚持到学年末。
“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先生对教师职业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我的座右铭。因为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就要带着满腔的热情和爱对待自己的工作，工作就是一种责任。责任在左，爱在右，自己走在幸福的中间，作为一名教师，可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