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辰中秋，兼怀子由”者，东坡居士也；“独酌无相亲”者，太白仙人也；“春江潮水连海平”者，张若虚也。中秋怀者何？无相亲者何？连海平者又谁谓也？非入境写诗者也，实乃入于境中不能自拔，出乎境外又能写之者，谁能为之？
此说之根据，乃中国美学境界说之发轫者王国维君的《人间词话》。书中提到“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解释为：入乎其境，故能感之；出乎其境，故能写之。
入乎其境，感同身受，陈寅恪所言“同情的理解”即是此意。从这种真切的感受出发，我们再来理解，为何月亮成为对中国人来说如此重要的文化符号。回到本文的开头，唐宋文人都喜欢以月亮说事，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说法，就是“起兴”。
其实以月起兴，非自唐宋发端，“秦时明月汉时关”告诉我们，自秦汉始，月亮就是戍边官兵勾起思乡之情的“罪魁祸首”。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韩信以“四面楚歌”困厄楚霸王的当夜，若悬一轮明月当头，江东父老，情何以堪？我们又可以想见，何以苏轼一生颠沛、有弟分散、兄弟相怀、低回婉转之际，豁达如东坡,而不能自己，恰恰又是因为这惹祸的月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历代文人、感怀百代、岁月沧桑、日月变迁之怀抱，岂非又是借着这“月”，而得以“兴”——“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月亮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溯其源头，我们要找到中国的上古文化。从历法来说，现代我们所谓的“西历”也就是太阳历，是以太阳的运行规律为计算法；而我们所谓的阴历、农历，是“月历”，这是中国传统的、以月亮的运行规律为准则的计算法。用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说，中华文化的幅员地缘基础，是农耕文明。在科学技术没有发达到可以征服自然的前现代社会，处于中央王土羽翼之下、而又距天朝千里之外的农民们，若想耕种得时，就靠这“中央气象局”颁布的历法，这个历法，就是因服务于农务而得名的“农历”，因其以月亮圆缺为计时标志，故又称“月历”。
“中秋”的传说，难以计数，真假莫辨。但中国人对月亮的依恋，却一再地体现在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此种例子，批翻典籍，可随手捻来：《易经·坤卦》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这里的“朋”，即是“月亮”的意思。在向晚戌时，月亮从西南升起，而卯时日升，月亮就从东北角落消失。这句重要经典中所出之句，就说明中国古人起作时间的计算，是如何地以月亮为重要标志物。
古诗中称月亮为“圆盘”、“玉轮”，皆取月之“圆”的意向。圆月的意象，渐渐成为了家人团圆或爱人聚首的代称：“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汉代后，佛教进入中土的汉化标志之一，也是往往以初一月半为某佛菩萨的诞辰或成道纪念日，也为吃斋持戒之人视为重要的日子，由此可见月历对中国影响之深。
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之中，“圆满”是很重要的，故“圆月”也称为“满月”。“月有阴晴圆缺”之语，实乃苏轼借出世之想遣怀，说到底，谁都是愿“圆”而怨“缺”。在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圆满和融实乃君子立身之本。故“安身”在“立命”之前，“安身”即现代所谓“成家”之意。这种思想，与现代化思潮下立业在安身之前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这种不同，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难以一言而尽。但在中国的物质文明赶超欧美，民族文化自信心亟待树立的此际，让人们从小了解中秋节之所从来的月亮崇拜之文化底蕴和价值地位，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