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空的爱

摘要:鲁迅和高尔基是在各自民族的土壤上产生的两个精神上相似的文化伟人,他们作为民族的先知,精神上的最早觉醒者,为了本民族的文化向现代的转换,付出了毕生努力。但是残酷的时代、恶劣的环境又常常使他们陷入孤独与彷徨。他们只能紧握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站在文化的高度,以人道主义精神呼啸前进。两位作家有诸多相似之处:身处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对“人”的重视、对民族性的开掘、内心的孤独与痛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他们超越了民族也超越了时代,剥开这一切我们可以发现,对民族深深的爱,对祖国浓浓的情是他们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鲁迅 高尔基 相似性 比较

在中国,早就有人将鲁迅与高尔基相提并论,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高尔基和鲁迅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两个精神上相似的文化巨人,他们并不把自己定位在无产阶级作家的轴心上,他们更愿意做全人类的作家。作为思想超前的先觉,他们不合时宜的孤军奋战,他们韧性的战斗精神,至尽仍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他们都曾是被人化装过的偶像,至尽那被化装过的部分也许还未被完全清除。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发现两位文化伟人都以对祖国对民族的爱为文化行动的根基,他们以自己的脊梁,撑起了民族的灵魂。

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宗法制农村的基础瓦解。千百万农民陷入破产贫困,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后者在争取自身权利和自发斗争中表现出了激烈的反抗情绪和巨大能量,牵动了整个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内的深刻变化。思想领域异常活跃,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高尔基正是在这人心思变的时代用他那浸透着春天的清新气息的短篇小说踏入文坛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伟大先驱,成为一位联结传统与当代的文学巨匠。

20世纪初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维新改良,孙中山、黄信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帝制。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承担起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鲁迅,正是在这风云际会的新文化运动中呐喊着进入文坛的。他一出现就震动了整个文坛,成为“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成为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伟人。

鲁迅被誉为“民族魂”,而高尔基则被称为“俄罗斯良心”。他们以超越时代的敏锐,探寻着新生的文化,寻求着民族振兴的道路。他们与时代保持对话,成为时代精神的灵魂,而这种超越的基点恰恰在于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充分的表达,其源动力在于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博大、宏深的爱,驱动着各自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步伐,也催生了两位文化伟人!

相似一:少年困顿,别样人生

两位作家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少年困顿,饱尝人世艰辛,看尽世态炎凉。这使他们了解底层生活,同情劳动人民,与低层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们击跨,反而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位卑未敢忘国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们感受到社会之痛,没有沉沦,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

鲁迅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之家。少年时为了给父亲治病,经常奔波与当铺和药铺之间,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有谁从小康而堕入困顿的么,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②这时的中国,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短短数十年间,签订了上百个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陷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民族的灾难,家庭的败落,使鲁迅较早地关注民族和祖国的命运,迫切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医学救国”的梦破灭以后,他终于走上了用笔为民族疗伤的文学之路。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质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③。以《狂人日记》为发端,鲁迅用他如匕首似投枪的如椽之笔,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向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猛烈开火。他从病态的社会截取了一曲曲苦涩的生活之歌。他以“最硬的骨头”向着一切黑暗势力冲锋陷阵,与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逆流进行顽强的战斗。虽然有过孤独、彷徨、无奈、叹息,但是他始终于“无路处找路”,面对鲜血、刺刀、恐吓,他始终“举起投枪”。纵观鲁迅的一生,他从一个热忱的爱过主义者,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最后成长为英勇的左翼文化旗手。他一生标举的是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的旗帜,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气概,为民族的解放、振兴呕心沥血。

高尔基出身于一个木匠家庭,幼年便失去双亲,从此成为流浪汉,饱尝人世艰辛。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自学,当他以《马卡尔•楚德拉》敲开俄国文坛的大门时,并不被人看好。但是这位“直接来自民间的作家”(托尔斯泰语)以他的作品的“灵魂和呼声”契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时代精神潮流和时代审美理想。他“带着一种为民呐喊、伸张正义、唤醒人心的自觉,成为俄罗斯社会特别是底层人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精神文化的启蒙者”。④他先期进行着社会批判,后来转入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晚年致力于民族命运的探求。他虽然和列宁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着激烈的争吵,“我带着愤怒的心情爱过他”⑤,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他始终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很多时候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他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处,站在文化的高度探求民族的未来。对于个人恩怨、荣辱早以置之度外。至今,我们回眸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不经意间总会与他那深邃的目光相遇。

相似之二:直面生活,为人生的文学观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思变、风云激荡,俄罗斯正处于革命前夕,古老的民族如何摆脱历史的桎梏走向现代,鲁迅与高尔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探索,艰难的寻求着民族振兴的道路。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情势,促使鲁迅对如何不致亡国灭种这一严峻问题进行深沉思索;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先后失败,促使鲁迅思考如何解决民族文化体系、国民劣根性与民族振兴事业之间的矛盾;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社会弊病,促使鲁迅关注人的主体性,重视焕发人内心的精神光芒;梁启超的“新民说”和西方人学传统(特别是个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促使鲁迅对人的价值和个体生命的自由予以高度重视。

1905年革命之前,高尔基主要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社会批判,揭示人与社会的冲突。以第一次革命失败的痛苦思考为起点,高尔基转入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他们始终关注人的发展,关注民族文化心理,关注民族灵魂的重铸,关注民族文化的转换,哪怕不合时宜也要孤军奋战。

1.文学是“人学”

中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方向在哪里呢?在鲁迅之前的一些新派人物中,较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既出现了以“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也有热衷于“维新”和“共和”的各式新派人物。鲁迅却认为“欧美之强……根基在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此特现象之末”。因此鲁迅指出,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即应重视人自身精神文化的变革。鲁迅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毕生都在以“文艺”改造人,重塑民族的灵魂。在新文化革命的地平线上竖起了一座丰碑,成为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人是高尔基注目的焦点,也是作家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作家之前,俄国文学中曾经描绘了“多余人”和“小人物”的形象系列。在这些作品中,人是作为受苦受难、恕怨忘仇的弱者而受到赞美和同情的。高尔基与他的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人的爱与赞美有着全新的内容,为过去许多作家所推崇的“温驯、宽恕、忍耐”等,在高尔基看来不仅不是美德,反而是一些要不得的消极特征。正是这些“可疑的德行”,使人们安于现状,妨碍他们去争得做人的权利。从处女作《马卡尔• 楚德拉》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到对那搏击长空“爱自由的鸟”唱出的《鹰之歌》,从石破天惊的《海燕之歌》到“二十年创作总结”的剧本《底层》,一曲曲人的礼赞与悲歌,显示了“人学”家高尔基独特的风貌。高尔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亦或戏剧散文,都散发着追求自由、崇尚光明的豪迈之气。

2.开掘国民性

同为民族之魂,鲁迅与高尔基对本民族的精神都有着深刻的领悟,他们以深邃的目光,先知的敏锐,“拔除人性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矛盾语)。在冷静的剖析、含泪的讽刺中,找寻拯救国民性的一剂良方。

在鲁迅著作中,最早提出“国民”的是《斯巴达之魂》。国民性一词的含义与国民相联系,国民性等同与民族性,不涉及阶级的分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他文化活动的全部目的,是他所有文学作品灿烂的底色。鲁迅对国民性的开掘,不仅在“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在催生一种新的向上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鲁迅总结的国民的劣根性主要体现在:瞒和骗(《论睁了眼看》)、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随感录三十八》)、做戏与讲体面(《马上支日记》)、看客式的无聊、卑怯和势利、奴才式破坏等等⑦。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对国民性种种弱点的揭示和披露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病根的探究方面。斯大林曾经指出:“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⑧鲁迅认为国民性的种种弱点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思想毒害、屡遭异族入侵相关联。

伏尔加河的儿子高尔基是带着热情和焦虑,带着“过于饱和的”印象,呐喊着进入文坛的。他的各种文学活动,始终有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鲜明意向。当他以“开风气,振人心”的豪情进行着社会批判时,无论是绚丽夺目的童话故事,还是出手不凡的流浪汉小说;无论是轰动文坛的《海燕之歌》,还是《三人》、《福马• 高尔杰耶夫》和那本“及时的书”《母亲》,都体现着这一思想倾向。当革命被刺刀和绞架淹没在血泊中以后,带着第一次革命的硝烟,作家辗转来到那不勒斯湾,转入了对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中。由于小市民阶层在第一次革命中的表现,他们身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一些重要特征,作家创作了被称为“俄罗斯的忧郁”的“奥库罗夫三部曲”,提供了“供人诚心阅读,并了解俄国县城之悲惨生活”的一系列动态画卷。作家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进行历史的追寻和艺术的揭示,力求发现民族历史发展迟滞的根源。他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俄罗斯民族性格与文化心态,以锐利的笔锋揭示民族精神心理弱点,唤起人民对于建构一种新的、健全的民族文化心态的向往。除上述作品外,同一思想指向的作品还有“自传体三部曲”、《俄罗斯游记》、《俄罗斯童话》等。高尔基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绘制了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俄罗斯风情画,展示了植根于这种生活土壤之上的民族精神风貌,为认识俄罗斯,特别是它的文化心理特征提供了形象化材料。

3.痛楚与孤独

作为精神觉醒的先知和精神的斗士,必然要面对重重困难与斗争。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而俄罗斯也是血雨腥风。可贵的是两位作家并不把自己定位于某一阶级轴心上,他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理想。正因为如此,他们便免不了孤独与彷徨,免不了不合时宜的孤军奋战。但是他们凭借自己雄伟的人格力量,忍受着内心的痛楚,进行着韧性的战斗。毛泽东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解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⑨他的敌人是一切黑暗与丑恶,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面对人生的歧路和穷途,鲁迅以“无路处寻找出路”的勇气,在“瓦砾场”和“荒凉破败的丛葬”中踉跄向前闯(《过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痛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先锋总是孤独的,他对时代的超越,决定了他的痛苦与煎熬,也决定了他的地位。

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座高峰。但作家却从未有过众誉的殊荣,一直颇受非议。进入文坛之初,曾被嘲笑为“这个昨天被社会唾弃的人”,《母亲》给作家带来了荣誉,却也是对作家最大的误解,这部作品被认为是“高尔基的完结”。其实,这部作品是作家进行民族文化心态探索的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只不过“非常及时”恰好契合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据此而看不到作家其他众多作品的深远意义是很不全面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反对高尔基向古典文化和文学遗产学习的主张,对他指责、围攻;“拉普”则排斥、歧视高尔基,甚至说他“越来越成为苏联文学中一切反动人物的传声筒和防空洞”;与此同时,在侨民作家中,也有人指责他“背叛”、“投降”。在作家去世以后,曾经被戴上各种桂冠,成为某种被神话的人物。但是,至尽(特别是西方评论界)对高尔基的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评论往往失之公允。面对来自各界的非难和指责,高尔基只是象轻轻抹去偶尔飘到脸上的蛛网一样,不予理会。虽然内心交织着困惑、失望、痛心、忧虑和激愤,但是他象“西绪弗斯”一样,为了他钟情的祖国母亲,始终热忱而执著地战斗。正象罗曼• 罗兰说的那样:“他是一头不幸的老熊,虽被缠上桂冠,撒满荣誉,但在灵魂深处,他对这一切是冷漠的。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他的心灵承受着悲伤、怀旧和痛惜的重负……他很孤独,虽然他从不独处,我觉得,假如我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且能破除语言障碍),他一定会抱住我长时间的无声痛哭。”⑩罗兰是少数几个真正了解高尔基的人,他的话告诉我们,高尔基的心灵是多么的孤寂与痛苦。

相似之三: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同为文化伟人,他们的文学实绩彪炳千秋。文学活动鲜明的思想指向性,决定了他们的描写重心和表达方式。他们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现实主义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方式。但是他们从不把自己筐定于某一流派之内,而是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艺术手法。

1.关注底层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农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直接关系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从改造国民性的高度出发,鲁迅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他不仅同情他们生活的贫困,更主要的是揭露他们精神上所受的毒害,表现他们的愚昧、麻木、不思抗争。如《故乡》中的闰土,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愚昧麻木前后判若两人。《祝福》中的祥林嫂,成为神权、夫权、族权的牺牲品固然是客观现实造成的,但她头脑中“从一而终”的封建宗法观也是造成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也是鲁迅小说重要的描写对象。这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反映出诸多的时代动向。他们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又容易分化和动摇。鲁迅小说中既有如四铭、高干亭、孔乙己等旧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封建卫道者,有的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也有“新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系列,如《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直面知识分子在充满丑恶和矛盾的社会中持何种人生态度、走怎样的人生道路的社会问题。

高尔基高擎人道和文化的旗帜,关注着俄罗斯人,关注着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他的作品描绘了横跨半个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众生相。《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以一出“几乎无事的悲剧”,描绘了科热米亚金如何在奥库罗夫人的传统习惯、心理逻辑、思维方式和生活信条的无形钳制下,走完毫无意义的一生的;《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则以一家三代人的形象系列,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克里姆• 萨姆金的一生》从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的灵魂的意义。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弱点和国民性进行了痛彻的批判。

2.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及与浪漫主义的不解之缘

鲁迅与高尔基同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大师,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但是他们并不为某种流派所束缚,在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画幅中,我们不时也可以听到浪漫主义的阵阵回响。他们以包容的心态,综合的手法,为我所用。即使是现代主义的种种艺术手法,也是他们艺术表达的有力武器。

鲁迅认为,艺术作品是人感受了生活以后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以客观现实生活为反映对象的,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他在《〈穷人〉小引》中发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显示灵魂的深”的命题,指出文艺作品要写出“灵魂的深”。既要显示出灵魂中“精神的苦刑”,又要“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以近于白描的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一幅幅动态的生活画卷。鲁迅的创作实践,为人们提供了“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的创作典范。

鲁迅的作品虽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他一贯主张“博采众家,取其所长”。早年,他就十分推崇浪漫主义(《摩罗诗力说》),写于1926年的《奔月》、《铸剑》,更是浪漫主义的成功杰作。鲁迅对现代派的各种表现手法也颇感兴趣,《药》、《白光》、《长明灯》等都有象征主义的身影。

周扬在《高尔基与浪漫主义》一文中指出:“高尔基虽以罗曼蒂克的姿态出现于文坛,但他四十年的创作,主要方向都是现实主义的。”【11】在早期创作中,他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描绘了一幅幅“社会压抑人、扭曲人性”的逼真图画;中期,他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目光洞察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晚年,作家对近代俄罗斯历史的反思、对民族未来命运的探索,仍显示出一种冷峻、严格的现实主义。但是高尔基与浪漫主义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以浪漫主义作品初涉文坛,还是后来的《罗斯游记》等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品,浪漫主义的旋律都清晰可辨。高尔基的创作体现出一种“综合”的特征,常常在现实主义的画幅中掺入浪漫主义色调。和鲁迅一样,他的作品也吸收了现代派的艺术方法,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等都可在他的作品中觅到踪迹。

相似之四:烛照千秋,浸润未来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文化实绩,他对各个具体精神文化领域所作的深刻的反思,不仅观点精辟,振聋发聩,而且分析透彻,发人深思。鲁迅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文化思想家的地位日见显著。埃德加 •斯诺曾说过:“我总觉得,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鲁迅不仅是文学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思想财富。

高尔基以其辉煌的创作实绩,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巨大收获。他终其一生对于文学的人民性,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捍卫和深化,他毕生对于文学的“社会论坛”作用的张扬与实践,浸润了他身后的一代代作家。“他关于革命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关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见解,关于尊重个性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呼吁,关于必须充分认识知识的力量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关于维护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全人类理想的观点,犹如一股深沉而有力的潜流在俄罗斯文学河床的底层奔涌,时时泛起的朵朵浪花,人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股潜流的顽强存在”【12】。

鲁迅与高尔基作为文化伟人,他们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契合了时代语境,并根据民族需要进行了有效的转换,从而超越了时代,烛照千秋。他们自觉成为民族的脊梁,改造民族文化的努力,是两者精神的连接。

赫尔德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如果说,有一个人使我心里浮现出这样一个庄严场面:高高地坐在一块岩石顶上!他脚下风暴雷雨交加,海在咆哮;但他的头部却被明朗的天空照耀着!那么,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只是当然还得补充这一点,他的岩石宝座的最下面,有一大堆人在喃喃细语,他们在解释他,拯救他,判他的罪名,为他辩护,崇拜他,诬蔑他,翻译他,诽谤他,而他对他们的话却一点儿也听不见!”用这段话来描绘鲁迅与高尔基,也是非常合适的。他们不仅是自己民族的英雄,也是世界的骄子;他们不仅属于自己的时代,也属于现代当代和未来。

注释:

1.鲁迅:《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2.同上。

3.同上。

4.汪介之著:《高尔基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第19页。

5.塔 •马蒂廖娃:《高尔基的悲剧》,《苏联文学》1990年第3期,第62页,转引自《高尔基研究》。

6.鲁迅:《华盖集•通讯》。

7.参见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第81~86页。

8.《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

页。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0.罗曼•罗兰:《我和夫人在苏联的旅行》(1935),《文学问题》,1989年第5期,第181~183页,转引自《高尔基研究》。

11.《文学》第4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转引自《高尔基研究》。

12.《高尔基研究》第298页。

参考文献:

1.汪介之编:《世界巨人传记丛书——高尔基》,海天出版社。

2.~俄@亚•米亚斯尼科夫著,陈寿朋、孟苏荣译,《论高尔基的创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张捷著:《列宁与高尔基》,网络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华夏论坛

4.叶萌著:《高尔基档案揭秘》,网络版,二闲堂文库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