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9日，游杭州西湖，在太子湾观郁金花时，无意间，进入一肃穆之处，抬头一看：“太炎先生纪念馆”。 纪念馆坐南朝北，以墓道为轴线，前后贯通。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又兼有江南庭园的味道：白墙黑瓦，融敦厚、凝重与灵秀、精致于一体。前院是一个回廊，院中正对着大门是太炎先生的白玉雕像，东、西边厢房是太炎先生的生平事迹陈列室，北面正房是太炎先生的真迹、学术成就陈列室，馆里服务人员介绍，馆中共收藏有1000余件文物和2000余幅资料照片，其中以海内孤本、邹容的《革命军》及《言书》、《膏兰室札记》等章太炎先生的手稿和书法真迹最为珍贵。四处游览，来不及仔细品味，已经是感慨万千。在“太炎先生东京讲学” 蜡像前留了影。后听介绍说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师，鲁迅先生又是文学界里我非常敬仰的人，便对太炎先生产生仰视之感。
在纪念馆的最后面是章太炎先生的墓，墓为圆顶圆柱形，墓碑上用篆书写着“章太炎之墓”，据说是太炎先生本人生前所书。碑前有一石案，左右各一条石凳，四周半环绕着翠绿的松柏。夫人汤国梨陪葬于先生东侧。
章太炎，原名炳麟，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936年6月病逝于苏州，葬于旧离后园，1956年4月迁葬于浙江南屏山北麓。
先前对太炎先生的了解不是很多，对太炎先生的了解，多是从网上了解的，读了关于太炎先生的许多故事，感慨颇多。
太炎先生有着许多名号：“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 从这些名号可以看出先生是个独立特行之人，不能不让人对他另眼相看，不能不让人对他深究一番。
先生曾七次被捕，三次入狱。足见其以自我为中心，不被屠刀所吓倒。发生在先生身上的许多故事可以证明，先生敢爱敢恨，敢于承认错误，不为权、利所左右。例如，1920年，先生先是反对军阀割据，后又赞成军阀割据。先生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发现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后，又公然举起了反袁大旗。他一会儿反对国共合作，一会儿又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被国民党指为学阀，并加以通缉。这些故事反映了太炎先生爱得清楚，恨得明白，他敢作敢为，他认为对的，就坚决拥护，他认为错的，就加以反对。发觉自己做错了，立即进行改正。不为面子而认死理。但有一条准则那就是要与民有利，与国有利。先生的一再被捕，说明了先生的不屈服，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认为正确的，就始终坚持，哪怕被捕入狱。现如今，又有几人有如此之坚持呢？有多少人在心里是认为不对的，可是，在举手表决时，却唯心的投了赞成票。试想，就此一例，如今有多少人见了太炎先生而不脸红的？
再例如，先生曾在权贵们欢迎他的酒席间写了一副对联：“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先生的直率、先生的反对附庸风雅，让很多达官贵人又恨又无奈，也让众人无地自容。现如今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见谁在请吃酒席的桌子上，客人大骂请客之人的？呜呋！唯有已故之太炎先生也。
又例如，先生还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骂尽了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足见先生之痛恨“革命党人的腐化变质”如今之人，总要“死者为大”尊重已故之人，说些许奉承话，而先生却据实说话，责备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不彻底，“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责备先生的“后继者”都是魏忠贤式的人。如此，快人快语，普天之下，独先生，而无二人也。
先生对政客和军棍子更是看不顺眼，总是疾言厉色。他曾对某省总督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并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足见先生是个不畏权贵之人。想如今谁有如此之胆量，敢对一方诸侯如此放肆？如今是见了“诸侯”，腿都软了，更要对“诸侯”察颜观色，见风使舵，马屁还没拍得来，哪还敢“以杖击地”、“怒骂”？
先生最响的名号当数“章疯子”，然后，先生却不以为然：“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先生曾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袁大总统府，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结果，袁以章疯了，软禁了他两年，直到袁被先生“咒死”，（章在被软禁时常常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先生对此诗甚为欣赏。先生为何“甚为欣赏”？ 赵藩的诗说出了先生的心里话。世人不能容他，只因为先生的才学、威望，对世人仍有可利用之处，故不能将其处死，总得找些借口为自己搪塞，“疯子”是最好的挡箭牌。现如今，人们不也学会了这一招吗？许多人因为了什么事的，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疯子”被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先生的学问尊为国学大师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鲁迅先生给太炎先生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曾有人问先生：“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先生说自己是医学第一，其实这不是笑话啊。先生看“病”是非常准的：他说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先生说陈宦是“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果真如此。先生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这“病”理分析得是多少的透彻啊？先生当时还给国人号了脉，他认为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先生真乃真知卓见啊！不知道现如今的世人，听了先生的这番话有何感想？
先生在1935年7月立下遗嘱：“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读此遗嘱，让人生出颇多感慨，由此得窥先生的一、二为人：先立身，后求学，富贵不骄矜，贫困不屈节。慎为官，洁身对外。以书为宝。
先生的学问如浩瀚的大海，我辈怎么能窥其全貌？先生的行事如浩瀚云烟，我辈怎么能洞其端倪？本人学识粗浅，只因为感慨，故而斗胆戏言“赡仰章太炎先生有感”。如有不到之处，敬请行家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