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4年进姜中读高中，丁仁山老师是我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精瘦，戴当时最流行的变色眼镜，让你始终不知道他的眼睛看着谁。他喜欢背着手，挺着胸，冬天，倒背着的双手拱在棉袄袖中成了他的独有造型。
刚开学，可能是活动课，年过半百的丁老师领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儿在一旁看我们玩笑嬉闹，大家都夸丁老师的孙子长得可爱，丁老师一昂头：“这是我宝贝儿子！叫这些哥哥姐姐！”。
后来，我们通过一教师子女了解到：丁老师曾经是个“右派”，被下放到新疆。三年前，摘了帽子的他从遥远的新疆回到姜堰，近50岁的人还未成家，孑然一人，经人介绍，与一纱厂女工结婚，一年后喜得贵子。
丁老师的课很有意思，天南海北，趣味无穷，有的时候快乐得像个老顽童，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个饱受磨难的人。高一的课本中有碧野先生的《天山景物记》，当讲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时，老师做出馋涎欲滴状，抹着嘴，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我们都被天山南北的美丽所吸引，很神往。
八十年代，姜中的教学已颇有名气，周边县市经常有领导老师来听课。一次，老师让我准备一篇课文的朗读，是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很兴奋，要知道，朗读是我的强项，并且当着那么多的人。对外开课的那一天，教室里坐满了人，我兴奋而焦急地期待着老师叫我的名字。终于讲到朗诵这一环节，老师说：“下面，我来把课文朗读一遍”。我错愕，失落之余，我以挑剔的心态听老师朗读。说实在的，丁老师的普通话很蹩脚，不懂抑扬顿挫，不分平舌翘舌，甚至不时冒出方音。可不知为什么，课堂上却出奇的安静，因为老师忘情的读着诗，带着哭腔，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呼喊“周总理，你在哪里？”……当朗读戛然而止，我分明看见丁老师变色眼镜后面，精瘦的脸颊上，两行泪水。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我不能理解饱受文革之苦的人对总理究竟怀着怎样的感情，多少年之后，当我的学生听完这个故事时，也都张大嘴巴——他们更不理解。
丁老师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很善良，面对我们这群调皮鬼没有过硬的手段，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也是一顿训斥吓唬后让我们逃之夭夭，他的性情影响了正值青春期的我们，高三换班主任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后来，毕业了，工作了，虽与老师同城为师，因为没有成绩，不太好意思与老师联系。后来，听说老师的孩子得了重病，需换肾，他妻子早已下岗在家，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又听说有过去的学生家长帮忙，在南京一家部队医院成功换肾，暂无生命危险，要靠昂贵的药物维持着。
一次晚宴过后，我涨着被酒精烧红的脸到路边报亭买杂志，角落边的公用电话机一位老者正打电话，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干瘦，我一惊：丁老师！脑袋顿时清醒了许多，对面干瘦的老者就是我心中那个充满活力，昂首挺胸的老师吗？我一低头，像做了亏心事一般扭头便跑开，裤袋里一左一右一个手机一个小灵通突然显得十分硌人。第二天，我在课堂上，我将这种莫名的心态告诉了我的学生，不是自责，不是愧疚，更多的是反省和伤感。
2005年，我和几个同学发起，原高三（2）同学大年初二齐聚姜中，最远的大年初一搭火车从西安赶来。我们特地请来丁老师，七十多岁的人，早已没了往日的风采，蜷缩在椅子中，戒了多年香烟的他被满屋的烟味呛得一阵干咳。我走过去叫老师，老师居然记得我，叫我的名字，说我以前很神气，并问我在哪里做老师。有一女同学之前去过老师家，红着眼圈一直陪坐在丁老师身边，另一个同学悄悄地塞给老师一个信封，老师双手合十，一个劲地说谢谢。同学们临时决定从活动经费中拿出几千元给老师。老师站起身来，向他以前的学生作着揖：我代表我的全家谢谢你们。
今年过年，我们几个同学又相约到丁老师家拜年，接到电话，老师说要到楼下接我们。豪华轿车无声地开着，在姜中最老的宿舍楼前，一个白发老者住着拐棍在寒风中立着，一瘸一拐的他告诉我们，年前跌断了腿，现在刚能走路。几乎是架着他回到家，眼前的一切并没有让我们有更多的惊讶，两居室的屋子塞得满满的，到处是药瓶和廉价的保健品，我们几乎没有坐的地方。丁老师很兴奋，居然又像当年那样高谈阔论起来，谈到儿子的病，老师甚至自信地说，只要我不死，儿子就没事。
生活的重担将这个曾经不屈而豁达的老头儿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我们的丁老师吗？我们只愿痛苦着但坚持着的老师能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