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豁牙歪齿的窗玻璃钻进教室，一棵没人能说清年份的老榆树荫蔽了大半个操场，树上好几只小鸟在叫，断断续续的，像珠子一颗颗滚进教室里，讲台前一位老师为了指导一篇作文在问询孩子的理想，这是个在军营里浸泡了三年转业到学校的民办教师。课堂上孩子们的答案只有三种，救死扶伤的医生，保家卫国的解放军，光荣的人民教师，第一个理想来自于《手术台就是阵地》里的白求恩大夫，第二个与第三个则是在顺着讲台前高大魁梧的那位，其实还因为这三个“理想”可以将肚子里不多的词汇如“救死扶伤”“保家卫国”等炫耀一下，大家好像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是科学家，但是前面究竟加一个什么样的定语无从知晓，也就作罢。作文必然枯燥干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村小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孩子简单得与理想之间似乎从来没有桥接。
正式在乡下做教师是计划经济大撤退，让位于市场经济的九三年，乡下，稻子每斤卖一元二角，棉花沾水夹砖一斤竟然卖到四五元，那时教师一个月的薪资也就值一箩筐稻谷或者大半袋棉花，圣人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在外面不怎么说自己是一位教师。时间向后推了廿余年，稻子依旧是一块几一斤，棉花呢，价格不光没能与时俱进，反而锐减至两块多，教师的薪资趁风涨，细细算来翻了近三十倍。遇到卖菜蔬的，还是不敢说自己是教师，生怕剔黄拣嫩之余被讥诮为抠门儿，碰到相熟的泥瓦匠，他们也是羡慕加嫉妒地开玩笑，还是你们舒服，旱涝保收，不像我们虽说日薪可能高一些，但是卖一天力才能挣一份。有些朝九晚五的也颇向往，闲谈说，每年寒暑假加上双休日法定假日，这一年你们究竟上多少天班，歇得不要太惬意。虽说邦有道，富且贵，荣。但是还在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低调。
偶然的一次在医院跟小丫头看牙齿，旁边有个小男孩龃齿疼痛，拔除时无论家长怎样恐吓诱惑医生怎样的耐心劝解都无济于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过去拍着那孩子的肩膀说：“我是老师，你是哪个学校的？”那蹦跳的孩子一下子被电击了似的，瞬间安静了，可能是因为孩子心目中对老师这个词语绝对的信任，听信了我的鼓励，从容就医。临别时年轻的夫妇朝着我笑了，孩子还行了个队礼道了声“老师再见。”还有次在超市遇到一个与父母走失的小女孩在哭泣，告诉她我是老师而后握着她的小手在等待，感觉她渐渐停止了颤抖，逐渐安稳，老师是孩子迷失的时候最最值得信赖的人。
这两年陪孩子读书城乡往返，在忙碌的公交上为了不让早晚的两个小时白白消耗，喜欢拿本书在手上若有若无的瞟上几眼，脑海中也就留下淡淡的印记，眼睛累了再望望车窗外四季变幻的田野树林，春天嫩绿浅绿淡绿黄绿，夏天浓绿墨绿油油的绿，秋天红黄绿色彩斑斓，不失为一种自在平和的时间泅渡，手上的书自然地表露了自己身份，因为是老师，常常没有座位，只得拿张报纸垫在地上勉强找个安稳。一开始有人笑着提醒不要这么认真，估计也有人在心里偏执地认为是种装腔作势，到后来他们也就习惯了，最多说一句，这人像老师。在大家眼里，老师就是要有事没事看一些书，能在纷乱生活中沉静自我懂得谦让。很多时候，大家看拎着破方便袋的我都笑，淡然明媚。
一个老师，可以不再羞羞答答，道明自己的身份，会让自己更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