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看到《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时，简易朴实的封面上除了书名、编者及出版社之外，“思辨”二字赫然在目。那“思辨”是什么？
顾名思义，思辨即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进行对问题的辨识。那“思辨”从何而来？《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是广泛的猎取。“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慎思”为第三阶段，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分析取舍，否则学不能致用。“明辨”为第四阶段，越辨越明，不辨则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要将所学付诸实践，做到“知行合一”。
编者余党绪老师在前言中说，高中阶段的阅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态度上，都应该以理性的、批判性的“思辨性阅读”为主体。高中生需要思辨性阅读，我觉得小学生更需要。思考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学，我们也在追求一种理性的，批判性的课堂，可更多时候大家更为喜欢整齐划一，秩序井然。有时我们如齐天大圣，划给孩子们一个圈，在圈里就好，不要走出圈外。你一圈，我一圈，日积月累渐渐形成了一堵围墙，将学生画地为牢。我们就像流水线生产零件一样，学生如零件一样被打磨着。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渐渐忘却自我，成为一个接受知识的容器。由此我想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答案咋我们心中。
课堂上，学生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很多时候连学生回答问题时举手的高度都要一致。我想到这本书中李洁非的《商君之死》这篇文章，文中讲到，经商君之手，秦国确实走上了所谓的“强大”之路，“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般太平盛世，人们是不是丰衣足食、幸福安康呢？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形成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甚至老百姓把灰撒在路上也会受刑。恐怕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人自危。那“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又有何可称道的呢?想想我们的课堂，如果在老师的高压下学生正襟危坐，整齐划一，学生在恐惧害怕中有能得到什么呢？更别谈学习了。试问，你若是学生，你愿意走进这样的课堂吗？退一步说，即便学生取得了成绩，恐怕也没有学生会感谢你。
也许，在很多人心中，认为商君是个变法的“改革家”，在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商君初见秦孝公时，他效仿主流思想“王道”说之，秦孝公竟昏昏睡去，作为一个天生的投机家，商君极快转换了话语，以“霸道”进言孝公，二者一拍即合，而对中国历史文明方向破坏最甚、干扰最重、危害最巨的一种政治模式就此诞生。司马迁给商君的盖棺定论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的实例，给了我们警醒。《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
阮籍的三哭在历史横梁上久久缭绕。
司马迁遭受了世间的奇耻大辱，为了撰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苟且活了下来。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讲述了他苦难和悲悯的母亲……
苏格拉底的那句：“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仍萦绕在世人脑中。
《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这本书实在值得我们精心细品，今天我在这里只是管中窥豹，湖光掠影，期待大家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