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人，却偏偏和一帮年轻人一起加入学校的随缘书社，被戏称为“资深文艺女青年”，原因只有一个：爱读书。期望社团能督促自己多读书，读好书。不为成名（虽说已在豆瓣阅读发表了一篇长篇小说，却只是在康华有名），更不为谋利（也无利可谋）。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迅速传播、资源无限丰富的年代，读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口号，一种象征，一种奢望，人人忙忙碌碌，个个低头狂按。李克强总理之所以连续两年把“全民阅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正是看到了国人的这种现状。作为稍稍年轻些的同事，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小时候对书的那份狂热和痴迷，借学校“随缘书社”第一次登台亮相，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书故事。
我是70年出生，读小学低年级时，除了课本，印象中几乎没有看到过课外书。到了三、四年级时，已有了《少年文艺》一类的杂志了。但供养三个孩子读书都很勉强的父母，哪有闲钱为我买课外书，所以，每次走过供销社的柜台时，总要在那停留许多，为的是多看几眼，其实也只能读一遍封面。后来到了五年级，我班上的一位同学的妈妈正好在卖图书的柜台工作，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每天中午上学之前和晚上放学以后，我就坐在她妈妈柜台内侧的地上（防止别人看到），看那些心仪已久的图书，有时，一个中午竟能看完一本《少年文艺》。
上了初中，因为酷爱读书，曾在一个学期被班主任没收过十多本书，特别是在上物理和数学课时，因为不感兴趣，就利用桌上的一个小洞，用手在堂板下托住书，一点点向前移动。看得入神时，老师悄无声息地从旁边伸出一只手，抽走书，吓得我魂飞魄散。当时读得最多的是流行的金庸的《三侠五义》、《七剑下天山》之类的书，大多数是借的男生的，追着要还，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请语文老师帮我去要（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
到了师范，图书馆的各种书籍让我打开眼界，三年中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但因为借书没有时间限制，会摆上许多天才看。反而是那些从学校门口的小店里租来的琼瑶等人的书（一天一毛钱），看起来特别快。当时我们的生活费是一个月25元，国家补贴的，所以有时碰到同学借的喜欢的书，又不想再花钱去租，就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了。宿舍准时熄灯，只得站到厕所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有时实在看不清了，就把全宿舍的电筒都借来，躲在被窝里看。（因为宿管阿姨要查房）。这样的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估计也会成为一道道唯美的风景，被网友拍下上传了。
工作以后，忙碌成了大多数人不读书的借口，我也不例外。虽然也看书，但除了偶尔翻翻教学杂志，看得最多的就是《读者》了，那些被称为“心灵鸡汤”的文章，也曾感染和激励过我，但稍纵即逝。后来随着女儿的出生，老公常年在外地工作无法照顾家庭，我自己又经历了几次工作的变迁，读书更成为一种奢望。直到女儿读高中，为了不让她一个人晚上做作业睡着，我都先睡一个小时再去接她，回来后陪着她看书。那三年，我几乎把她高中所发的课外补充阅读书都读了个遍，哪怕是枯燥难懂的文言文。她高考时有一道关于辛亥革命的题目还被我猜到了，可惜她没听我的好好看，还做错了。
她读大学的这六年，我好好恶补了一下。共读了十多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几十本中外名家小说、散文。阅读这些书，我会随着余秋雨游览欧洲各地，了解中国各地的名人轶事；会跟随毕飞宇走进盲人的内心世界；会听迟子建讲述中俄边境的弱小民族——鄂温克人与驯鹿相依为命的故事，也会反复咀嚼《湖光山色》中暖暖奶奶的话：“人哪，没遇见灾时，胆要放大，别以为灾难就落不到你身上；人遇到了灾时，胆要放大，要信这世上没有闯不过去的灾难。”会为莫言《蛙》中那些身怀六甲跪在竹筏上，还被机动船上的计划生育人员打得落水挣扎的妇女揪心，也为日本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的奇特想象拍案叫绝。
这些书因为大多数是借的，为了记住精彩片段，有时我还会作一点简单的记录，
其实，即使不记录，这些书也都沉淀到你的灵魂里，正如台湾作家三毛所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最后，用最近朋友圈传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要么健身，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跑步和读书一样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