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到上海参加学习共同体全国领航教师暑期研究坊学习。每到一处，我都习惯带点儿当地的特产，回家与亲朋好友分享。在南京路步行街烟草专卖店，我见到了久违的牡丹，这是父亲曾经经常抽的香烟。后来不知何种原因，这种香烟产量越来越少，有时甚至断供，父亲不得不换抽其他牌子的香烟。
我明明非常反感父亲抽烟，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他戒烟，但此刻，却鬼使神差地掏钱买了一条。
晚上，父亲打来电话，兴奋地分享他曾经到上海打工的经历，嘱咐我去外滩、城隍庙走走看看，不要老窝在宾馆里。我问父亲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父亲说，我不打电话给他，但他经常打电话给我母亲，是母亲告诉他的。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和父亲联系了。
我和妻子都是上班族，平时比较忙，自从我们有了孩子，母亲便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帮忙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父亲喜欢抽烟，打牌，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些不兼容。他习惯待在老家，种几分薄地，隔三差五送些蔬菜瓜果给我们，不逗留。农闲的时候，偶尔外出打点零工，自给自足。他和母亲每天一个电话，已过花甲之年，感情却一直很好。
父亲还告诉我，他现在在无锡。邻居家中有事，他替人家去工地烧半个月饭。父亲从小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年幼有祖母祖父烧饭，成年之后，由他的妻子烧饭，他总是在外面忙，做过木匠，跑过业务。现在业务难做，木匠手艺也落伍了，却拿起了饭勺，做起了伙夫。真是造化弄人。据说，工地上的工友很喜欢他烧的红烧肉。把自己的嘴管下去，一天还能挣150元，打发了香烟钱。父亲很知足，也很自豪。
父亲血压、血糖都很高，我嘱咐他要控制饮食，不要因为自己做厨子方便而贪吃。父亲大笑说，自己很注意的，肉食、主食吃得都很少。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自己和父亲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父亲没有了以前的威严，反而像个孩子一样对我充满了依赖，我在电话里反问他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他竟然说想我。七尺硬汉说出如此肉麻的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面对我的嘱咐，亦或是命令，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抗拒，而是像孩子一样乖巧地答应“好”。
此刻，我才发现父亲真的老了，他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敏捷、睿智，缺乏安全感，儿女又不在身边，所以对子女更加充满了依恋。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逛了外滩，还在南京路步行街买到了最正宗的牡丹香烟，下次回家带给他。本以为父亲会高兴地夸赞我孝顺懂事，父亲却在电话里数落我不会过日子，上海的物价太高了，回来买能省不少钱。
我委屈得正准备挂掉电话，却听到电话那头其他人的声音：“老李，跟谁聊天这么开心啊？”
“跟我儿子聊天呢！我儿子去上海学习，还不忘给我带香烟，牡丹牌的，不好买。没白疼他。”
“都说有了老婆，忘了爹娘，你儿子真孝顺啊！”
“那当然，那是我儿子！”
……
我鼻子一酸，眼睛顿时湿润了，模糊中仿佛看见父亲用颤抖的手拆开一包，抽出一支划亮火柴，点燃猛吸一口，吞云吐雾的陶醉样子。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抽烟是不遗传的，我祖父既抽烟又喝酒，我父亲只抽烟不喝酒，到了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一直以来，抽烟、喝酒、赌钱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我和祖父、父亲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当然最终以我失败而告终。我曾因此而相当懊恼，身为人民教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却没能将他们两位改造好，真是汗颜。
祖父的一生非常坎坷，身逢乱世，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卫战争，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却没逃过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右派，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批斗，甚至惨遭红卫兵活埋，真可谓九死一生。他年轻时候就终日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晚年麻将不离桌，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从不掺和儿女小家庭的纷争。粗茶淡饭，从不嫌弃。一年到头，从不生病，连感冒都没有，不给儿女添任何麻烦。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人生的90个春秋。
祖父临走之前没有丝毫痛苦，走得很平静，一句话也没留下。入土那天，父亲把祖父生前挚爱的麻将做了陪葬。每年祭日，总不忘把祖父生前最爱喝的小麦酒浇在墓前，多烧点纸钱，叮嘱他到了那边不要省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想打麻将就打麻将。
我明白了，烟、酒、麻将，其实早已成为祖父、父亲生命的一部分。除了瘾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一种人生态度，深入骨髓。这是我无法改变的。
没有真正经历别人的生活，是无法真正体察别人的人生的，也就没有对他人生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的权利和资格。
物本无情，物皆有情，尊重是对生命存在的最好的态度方式。
二0一九年七月七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